1968 年

1月 1日两报一刊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1月 6日下午，审阅姚文元本日送审的关于江西省革委会成立的新华社新闻稿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井冈山红旗飘万代——热烈欢呼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批示： “在两件中各去掉了几句不大妥当的话。”在新闻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社论稿中，删去“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新闻稿和社论发表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 1月 8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最近由国家验收。 1月 11日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稿。 1月 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听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工作汇报。谈到云南有八百人在北京参加学习班时，毛泽东说：不够，再来八百人。 1月 16日阅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反映一九三二年《国闻周报》、《申报》、《时事新报》上载有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的来信。毛泽东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月 25日中共中央发出同意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语。 批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句话：“支左不支派。” 150 1968年1月 1月 30日阅黑龙江省革委会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报告，批示：“康生同志：此件请考虑可否转发各地， 引起注意。请与碰头会各同志一商。”黑龙江的报告说，全省各级革委会充分依靠和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深挖叛徒工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 8月至 1975年 1月任中央副主席）。

2月 4日阅周恩来、康生、江青、杨成武、谢富治本日送审的铁道部军管会生产指挥部关于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的报告。周恩来等在送审报告中说：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围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毛泽东批示： “完全同意。退总理办， 并告林彪同志。” 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月 5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社论。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2月 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胡志明，周恩来、 陈伯达、康生、 江青、叶群在座。谈到越南的抗美战争，毛泽东说：过去有许多人总认为，越南打不赢美国人。他们的理由是，越南人少，物质差；美国工业大，军队多。表面上看似乎是对的，但实际上不对。 美国武器多，一打近战它那些武器就没有作用。比勇气、比战斗

2月 10日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二月九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教育部队的经验》的批语稿，批示：“送林、周再阅。加了一段，请酌定。”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我们国家有大量的地方部队 (独立师、团、营、连），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有责任帮助他们，犯过错误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有成绩的要宣扬他们的成绩，把他们看作是和自己一样的阶级兄弟。当然，首先要使自己弄正确。如果自己有错误还没有改正，那是不能完成这个任务的。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在一年左右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文件于本日发出。 2月 11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毛泽东说：云南训练班要来一千多人，各派，包括军队的，都来。河北的办法还是开办训练班，地方两派、军队两派来几百人，到北京来开办训练班。有话不当面讲，又在后面挑，是两面派。高级领导同志的夫人、子女都不要参加派，要超脱。中央可以考虑发个通知。把破坏铁路的人同革命造反派区别开，这个方针好。造反， 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 152 1968年2月河北省革委会办事机构小，只几十个人，能办到的话，很好。 2月 12日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二月十五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 2月 18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二月十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稿，批示：“在第六条的一句作了修改，请酌。”通知稿共十一条，其中第六条说：“在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 两套财务会计、 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必须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二月底以前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 毛泽东将其中的“二月底以前”改为“文到一个月内”。这个紧急通知于本日发出。 2月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关于发展电子工业的报告，批示： “请总理处理。”陈伯达在报告中提出，对这个问题，是否可由科学部门、计划部门和工业部门召集一个专门会议，考虑一个方案，统一部署，作出计划。

3月 2日阅炮兵原副政委欧阳毅的妻子陈民二月二十二日来信，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你看看，是否交成武他们查明处理。”陈民来信反映，最近炮兵机关对欧阳毅的批斗更甚，恳请给他以活动自由。同日，林彪批示杨成武：“请遵照主席批示， 认真查明处理，俟有结果，盼告。” 3月 7日阅空军司令部二月十三日关于援越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鉴于援越飞机要在我国使用一段时间， 建议把援越的飞机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装毛主席像章。改装训练结束后，照样移交给越

3月 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广大农民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春耕生产。 3月 10日审阅周恩来等三月八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通知稿中说：“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毛泽东在这句话后加写：“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 3月 12日阅关于一项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删去其中一句话：“举行移交仪式时，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 X 修建 XXXX 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批注：“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 3月中旬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二月十四日关于将住在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1〕分到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的具体方案，批示：“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十七日，周恩来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 3月 17日阅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三月十六日关 〔1〕这 13 名省、市、自治区原负责人是：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张平化、黄火青、 黄欧东、高克林、曹祥仁、宋侃夫、刘惠农、鲁大东、朱德海、钟建平（原任鞍山钢铁公司政治部副主任）。 1968年月 154 于答复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对我外宣工作批评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去年三月威尔科克斯来访时，提出我国对外宣传工作所采用的语言和形式，与英语国家的群众格格不入，易引起反感。主要原因是没有调查研究宣传对象，报道的事实和背景没有交待清楚，形容词太多，外国人不易理解和接受。去年十一月，他又委托访华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转达对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说“中国同志应很好注意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希尔是反对威尔科克斯的意见的。对他们的意见，我们主要答复了三点：一、愿意倾听兄弟党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二、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我们是非常克制的，不但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而且克制得过分了，群众有不少意见。在对毛泽东思想的估价和宣传上，我们完全同意希尔的意见。三、 在宣传形式和语言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的。 改进对外宣传工作，需有一个时间和过程。毛泽东批示：“对外 (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此事我已说了多次。” 3月 18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3月 20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同意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3月 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1〕的命令，和任命黄永 〔1〕1968年 3月，林彪、江青合伙罗织罪名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他们撤销职务，并被关押。1974年 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79年 3月 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平反。

3月 23日阅本日《参考消息》摘登的香港《大公报》三月十八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九二九年大恐慌的日子》。这篇文章认为，当前西方的金融恐慌，很有些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的模样了，而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和转嫁危机，通常是以战争寻找出路的。文章说：“从四十年前看现在的局面，说相同也相同， 说不同也不同。西方经济大恐慌山雨欲来，但是，它们是否能够从大规模的战争上寻找出路， 却大有疑问。”毛泽东写批语：“结论不一定对，还是会打的。” “林彪、 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阅。” 3月 25日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的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在京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等，共一万余人。周恩来、陈伯达、 康生、江青等陪同接见。 同日审阅林彪本日报送的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名单，名单如下：黄永胜（组长）、吴法宪〔2〕（副组长）、叶群、李作 〔1〕温玉成，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1968年 10月任第一副主任）。1968年 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 〔2〕吴法宪，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 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156 1968年3月鹏、邱会作〔1〕。毛泽东批示：“照办。” 3月 25日、28日两次审阅陈伯达、姚文元报送的两报一刊社论稿《革命委员会好》。二十五日，在二月十九日的送审稿上批示：“等几天，加以修改，即可发表。” 二十八日，将本日送审的社论修改稿第二页的“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毛主席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 一句，改为：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并批示：“照发。在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 和七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期。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段话：“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 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 3月 27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起草的中共中央祝贺缅甸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二十周年的电报稿。毛泽东将贺电稿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缅甸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 一句中的“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在某一方 〔1〕邱会作，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3月 28日下午，和林彪、周恩来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谈话。谈到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太多时，毛泽东说：我的秘书只负责收发，所有文件拿来我自己选。人少事情集中，办事还快一些。总理以前有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 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机关不要庞大。谈到军委办事组的工作时说：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办事组还可以增加刘贤权，政工小组可以考虑取消，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谈到部队干部问题时说：先作小调动， 后作大调动。一个军区里面也可以调动。大调动就是从这个军区调到那个军区。在一个军区住久了，家当大了，就调不动了。聂凤智〔1〕不要停职，叫他学习，像陈再道一样。 3月 29日阅康生三月二十八日关于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在中国公开发表其纪念缅共武装斗争二十周年声明的报告。 报告说：这是兄弟党中央的文件，他们在国内都讲毛泽东思 〔1〕聂凤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158 1968年3月想，如果要求他们改，可能发生误会。请主席指示，是否可以登载。毛泽东批示：“这些材料，请你们酌定，我不看了。一般地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本日《人民日报》照原样刊登了缅共的声明。 同日阅周恩来三月二十九日关于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的来信和关于该校武斗情况来电话的记录，来信建议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次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3月 30日阅黑龙江省革委会三月十九日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报告。报告总结了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开始进行的一九六六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经验，主要是：一、在分配方向上坚决贯彻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基层的原则，把重点放在县以下的农村。二、组织各院校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提高觉悟，准备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将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方针、政策、调配计划、个人志愿以及调配名单等，如实交给毕业生，听取意见。四、建立并充分发挥“三结合”的毕业生分配小组的作用。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同志：我看这个文件好， 可否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因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大量中、小学。”四月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4月 4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4月 6日审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三月三十日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委会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批示稿，批示：“照办。”湖南的报告在讲到所谓“党内最

4月 10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4月上旬阅聂荣臻四月七日来信。信中说明了自己历史上同杨成武一起工作的情况， 并要求同毛泽东面谈一次。毛泽东批示： “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四月十日，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向聂荣臻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内容。不久， 毛泽东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 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 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 14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二十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 160 1968年4月利——热烈祝贺安徽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4月 16日审阅有关部门起草的毛泽东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稿，作了个别改动，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并请在碰头会宣读通过，可能还有修改之处。”声明于四月十七日在 《人民日报》发表。声明指出：“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 • 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 •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 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 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 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 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9” 4月 20日会见胡志明，周恩来在座。 4月 23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追授门合〔1〕同志“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

4月 29日会见由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周恩来在座。 同日审阅陈伯达、姚文元本日报送的《人民日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社论稿《乘胜前进》，批示：“可用。请考虑，用两报一刊的名义，是否更好些。应在碰头会读一次，征求意见。” 这篇稿子作为《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于五月一日发表时，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句话：“派别是阶级的一翼。” 4月 30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5月 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与首都五十万群众共庆五一国际劳动节。 5月 8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提出把陈毅、李先念、 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对很多人要考虑商量个办法，特别是对那些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人。我不相信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不能改。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犯了错误的人大多数是可以改的。公安系统也有好人，我才不相 〔1〕门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第 4 团第 2 营副教导员。1967年 9月 5日，在巴仓农场执行支左任务，用炸药装置土火箭驱云防雹，在炸药发生意外爆炸时，为保护在场的其他 27 人，用身体扑在炸药上而牺牲。 162 1968年5月信公安系统都是坏人。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也有一部分表现好的。大学生成分比例不同，有的还是要分配他们工作。谈到抓人和“逼供信”等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在延安就规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有些人你何必抓他，他自己又跑不了。我们应该总结经验。搞逼供信的人，就好像我们长征中抓虱子一样， 捉少了不满意，抓多了才满意。一抓起来就没有下文了，被挂起来了。总而言之是时候了，中心问题是不要逼供信。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去这样供。这样做不好。这一股风要刹下来，要好好清理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江西的打 AB 团，福建的抓社会民主党，鄂豫皖的抓改组派、第三党，都反映了党的历史，说明当时是不成熟的。 谈到“伍豪启事”问题时，毛泽东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 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 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 其他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5月 1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 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开会。毛泽东说：对犯错误的人的检讨， 反正老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河南的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过去斗争陈再道都不这样嘛！ 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 叫做摆事实，讲道理。琴不要拉得太紧，拉紧了弦要断的。凡是把人家搞得这样苦的，一定自己心里慌。 陈伯达你不要管福建了， 越管越坏。 你这个人，不能办具体的事。不要单独行动！ “五一”

5月 16日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周恩来、谢富治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 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 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 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谈到要依靠群众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

5月 16日阅国防工业军管小组五月十四日关于请毛泽东接见本系统专业会议代表的报告。报告说，七机部某办公室正在 164 1968年5月 “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召开会议，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来自祖国各地，他们恳切请求主席接见。毛泽东在“世界革命的中心 ——北京”下面划了两道杠，批注：“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此事请康老〔1〕 在碰头会上提出并讨论一下措施。”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通知》。通知指出：“今后， 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 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5月 19日阅姚文元五月十三日报送的新华社内部稿《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内部稿写道: 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在发动广大职工开展对敌斗争中，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他们的经验是：一、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必须坚决依靠，也要善于引导；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必须狠狠打击，也要分化瓦解，指明出路。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这个材料转发全国，要求参照执行。 此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5月中旬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中央 〔1〕指康生。

5月 20日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董必武〔1〕、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谈到一些部门和地区打倒老干部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听说军事科学院“红造派”在造叶剑英的反，黄永胜同志要给他们做些工作。他们统统要打倒，包括叶剑英、粟裕、王树声、钟期光、宋时轮〔2〕等， 都打倒怎么行？钟期光没有多大政治问题吧。说粟裕在新四军军部发了一个电报给一个日本人，投降了日本，我就不信。这个人是革命的，同敌人谈判是有可能的。现在就是有些人，认为和敌人接触了，就不得了啦。其实，同敌人接触得最多的是我，其次是周总理。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外交部也没有统统打倒。 有的人可以一边站嘛，站几年还可以工作。不要轻易点名，统统打倒了，自己就舒服了？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3〕也打倒了？ 我看这个人很老实。我们是共产党，包括在座的各位副总理、各位老帅，就是不要怕群众。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总是有一点原因嘛！ 〔1〕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1972年 2月任代理主席）。1975年 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钟期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7年 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顾问。宋时轮，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 11月任院长）。 〔3〕姚依林，原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兼商业部部长。 166 1968年5月有错误，应该检讨。军事科学院要打倒叶剑英，因为你是院长嘛， 很多学院也归你管。人家要打倒你，总得找些材料。那些材料我都看了，那是不过硬的东西。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现在黄镇、耿飚〔1〕怎么也要打倒了？耿飚可以用，不当大使就是了。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彭绍辉怎么也打倒了？听说他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同“百万雄师”有点关系就不能工作了吗？不管有什么错误，过一个时期统统算了。中间派要用，右倾的人有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抵制错误的领导。这样在群众中是可以的，但在军队中不能这样。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军队各人都按各人的意见办怎么行？这样军队就不像个样子了。还是你（指林彪——编者注）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说：法国十七日罢工，十九日发展到二百多万人， 九十个省罢了工，铁路也瘫痪了。 一九一七年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罢工，世界大战后很少有这样大的规模。欧洲工人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世界革命应该回到法国去了。法国十八所大学，现在大学生占领了十六所。他们说，我们是无政府主义。现在他们就搞得很好嘛！镇压是不行的。事情到一定的时候是要变的。巴黎公社， 开始马克思没有参加，是无政府主义，后来还不是有了政府吗？ 5月 21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送审的北京工人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常设委员会、 〔1〕黄镇，当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1973年 3月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耿飚，当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1971年 1月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5月 2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几内亚、马里联合友好访华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在座。毛泽东说: 中国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革命胜利以来，变成了新的国家，但时间还很短，各种工作刚刚开始。你们两国的进步不小，政治上独立了，现在又团结在一起。你们自己要学会技术，如勘察、设计、 施工、运转，可以让技术学校的学生到现场学。我们也要帮助你们训练技术人员，这样我们的人走了，你们的人就能搞起来。 5月 28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林彪、周恩来、陈毅在座。谈到经济援助问题时，毛泽东说：主要看实际行动，看对你们是有利还是有害，要看是真正的相互友好，还是假的友好而实际上是拆你们的台。给你们附有政治、经济条件的援助，对你们有害，不好。谈到中印关系时， 毛泽东说：印度这个民族还是好的，无论哪国人民都是好的。印度政府对我们不友好，但我们两国还有外交关系。 5月 29日阅外交部《关于加强宣传主席思想和支持西欧、 北美革命群众斗争的建议》，批示：“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 168 1968年6月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六月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印发了毛泽东的这个批语。 5月同中央警卫局工作人员谈话时说：你们在机关工作的一些人，不懂工，不懂农，工作太单纯。你们机关要办一两个小型工厂，学点生产知识。

6月 3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一些军队领导人谈话。谈到学生闹事时说：我们的方针叫做一不压、 二不管、三不怕乱。聂元梓、蒯大富天天叫，他们的日子不好过， 队伍不多了。聂元梓想当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没有当上，只当了副主任。 蒯大富、韩爱晶〔1〕是中间派。蒯大富直接写信给中央， 说不得了啦，只有那么几个人了。总之，学生闹事不要管。我们有些同志就是怕别人贴标语，别人贴标语就要抓人。哪有共产党怕群众的。谈到广西武斗的情况时说：广西的武斗，主要是柳州、 南宁，桂林最近也要打。我看里面有鬼。外省有不少的人在柳州， 抢了一千八百多万发子弹。 6月 12日在一份规定群众在同外宾接触时可“自发地分别地赠送毛主席像章”的外宾接待计划上批示：“不要。” 6月 15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 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分配计划草案的报告。 6月 18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1〕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当时是北京航空学院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北京航空学院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 3月被隔离审查，后被监督劳动。1978年 4月被逮捕。1983年 3月因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6月 2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 林彪、周恩来、康生、黄永胜、陈毅、李先念在座。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北京的学生、工人闹得天翻地覆，但基本上还是有秩序的。有些人着急了，说两年没有上课了，那怎么办啊？实际上他们也上了一课，就是文化革命的一课。过去我们留下了一些表现比较好的国民党人，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没有教授、教师，没有办报的， 没有艺术家，也没有会讲外国话的， 只好接收国民党的一些人或者比较好的一些人。有一些是国民党有计划的隐藏在我们的工厂、政府机关和军队里。当然不是所有教授、教师、技术人员一个也不好，不是这样，但有一部分很不好。对他们进行清理，好的继续留下来做工作，坏的踢开。这要谨慎，要有辨别，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如外交部有三千多人，搞了那么庞大的机构，但坏的也只有几个。谈到国际问题时，毛泽东说：任何民族都有其优点，正如你们跟我们一样有优点。当然我们要看到自己有缺点，但就整个民族来说，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对苏联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对法国也是这样的看法。戴高乐他镇压人民，我们不高兴，他抵制美国，我们是赞成的。 6月 30日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其他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不得了。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你们应该到群众里面去，现在到时候了，要到群众中去，不要当老爷。什么三 170 1968年6月反〔1〕分子，我就不同意。有些人思想可能有些问题，但不一定像你们所说的是三反分子。

7月 8日阅李先念、李富春七月七日报送的《国务院业务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简报说：目前我国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继续努力，做好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进一步注意搞好合理负担，消除在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现象；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进一步减少农村销量，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 实行一般分散、 适当集中的保管方针， 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 备荒、为人民。毛泽东批示：“先念、富春同志：此件已阅。所拟政策，望坚决实行。” 7月上中旬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七月八日《关于更改援外军事专家名称》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我援外军事人员现在仍称“军事专家”，“军事专家”是资本主义社会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术权威”的称呼，与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我军援外人员身份不相称。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工作组”，其人员按行政职务和工作性质，分别称组长、教员和翻译。毛泽东批示: “名称问题关系不大，可从缓议。”八月六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再次写报告，建议将“军事专家组”改称“军事组”。毛泽东批示: “林副主席、总理再阅。 此件缓发。资产阶级传下来东西很多， 例如共和国、工程师等等不胜枚举，不能都改。” 7月 12日下午，和林彪在人民大会堂同中央文革碰头会 172 1968年7月成员谈话。谈到控制派性冲突和武斗问题时，毛泽东说：多找些两派的人谈一谈，使他们自动把枪交出来，不要军队去收。做工作不要只来几个人，两边多来一些人，一派一派地谈。有些人就是不懂，不愿意到对立方面去。对拥护你这一派的人还要做什么工作？就是要到反对你的一派那边去才有工作可做。你们凡是做一件事，甚至一个动作， 都要想到反面。谈到大学教育问题时说： 我看还是从工人中选调大学生。做三四年工，再到学校学两三年， 又有文化，又有经验。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7月 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要求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召开九大和八届十二中全会四个问题。二十一日，圈阅周恩来关于中央文革碰头会七月十八日讨论这四个问题情况的报告。 7月 18日阅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七月十五日关于宣传贯彻“七三”布告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中央七月三日发出的布告，湖南驻军迅速向部队作了传达贯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经过宣传，有的人主动交出武器，撤出工事，停止武斗。 大家体会到，要落实布告，必须大张旗鼓地搞好宣传，从政治思想人手，充分发动群众。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 请考虑可否把此件转发各地，并加上几句督促话。”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这个报告转发各地，指出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七三”布告，是揭露和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望你们立即检查一下宣传工作的情况，没有抓紧的要抓紧，领导不得力的要迅速加强，力求深

7月 19日阅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江华等人的请示报告。陈伯达起草的送审报告说：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来电请示，将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李丰平、 陈伟达、陈冰〔1〕。小组碰头会上议过，拟予同意。毛泽东批示： “暂不批。” 7月 21日审阅陈伯达、姚文元七月二十日报送的调查报告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调查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新华社、《文汇报》 记者撰写的。毛泽东对调查报告和编者按作个别文字修改，批示： “照发。”《人民日报》七月二十二日发表这篇调查报告的编者按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七月十二日谈话中关于“大学还是要办的” 一段话。 同日审阅批准周恩来本日关于派遣和增补一批军管人员到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的请示报告。此后，一批军管人员陆续被派驻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 7月 24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稿，批示：“照办。”布告指出：最近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 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 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 交通、 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必须 〔1〕陈伟达，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冰，原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委党校校长。 174 1968年7月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等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 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依法惩办。这个布告于本日发出，通称“七二四”布告。 同日阅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七月十六日《关于举办释放学生犯学习班的情况报告》。报告说：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举办了第一期释放学生犯学习班，收效很大。我们的体会是：一、对犯罪的青年学生，很需要做争取教育工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争取过来的。二、从政治上启发觉悟入手，以自我教育为主，是促使他们自觉认罪，把他们争取教育过来的有效办法。三、 专政机关的一套旧的办案作风和办案路线，必须大破， 非改不可。 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这样做很对。对犯罪者应当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同日阅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关于伍晋南 〔1〕到京参加学习班时应向群众作检讨的报告，批示：“伍晋南还是应帮助他作好检查，站出来工作。” 7月 25日阅在北京举办的新疆学习班联络组关于新疆学习班各界代表活动情况的一批材料。其中第一件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新疆“三新”代表邀请部队代表开拥军谈心会，称赞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成绩，检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解放军的错误言论和行动。毛泽东批示：“建议将第一件发到广西班、徐海班、福建班、云南班及西藏班。” 7月 26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七月二十四日关于陆、海、 空野战军团以上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三期请求接见的报告。 报告建议请一些受过冲击的军区负责人参加接见，毛泽东在 〔1〕伍晋南，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当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

7月 27日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进入清华园的工人宣传队达到两万八九千人。 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 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 7月 28日晨三时半至八时半，接见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2〕。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 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温玉成、吴德等在座。 毛泽东一开始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进清华大学背后有黑手的说法，毛泽东说： 他要抓黑手，说是谁指挥这么多工人，在那里围着他学校，压迫红卫兵啦。黑手就是我。现在我们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工人伸出“黑手”。你们再搞，就是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大学武斗，总要解决。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但你们是搞武斗。现在的工人、 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 〔1〕周兴，原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云南省省长。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1971年 6月任政治委员）。1968年 8月、9月又先后任云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 6月任主任）、云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 1971年 6月）。1971年 6月又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 〔2〕王大宾，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当时是北京地质学院群众组织“东方红公社”负责人、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捕。 后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9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176 1968年7月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 (二）一分为二〔1〕；（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 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谈到红卫兵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 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讲你们脱离群众，这个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 有些人讲， 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 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 不适用于北京，那就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 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无论什么地方，凡有所列举的罪行之一者， 都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现在是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脑子膨胀，甚至全身膨胀，闹浮肿病。谈到文化大革命和武斗等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些都是社会现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谁料得到又这么打起来呀？开头， 我们说嘛， 停课半年， 登了报的。 后头说不行，一年。后头说又不行，两年。后来我索性放长一点， 三年嘛。我说现在呀，如果不行呀，你要多少时候给你多少时候。 谈到教育革命问题时，毛泽东说：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 没有讲文科都不办。 文科要不要办， 我看还是要办的。 但旧的制度、 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毛泽东最后还说：今天我特别搞了录音，因为你们回去呀，各取所需。你们如果各取所 〔1〕指把两派分成两个学校，住两个地方。

7月下旬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六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社论《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四十七周年》，批示：“照发。”社论指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 “在这种形势下，继续发扬我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和发展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这篇社论发表在七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一期。 7月 1日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七周年文艺晚会，听钢琴伴唱《红灯记》和交响音乐《沙家浜》。 7月 3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稿，批示：“照办。”布告说：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连续发生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为了迅速予以制止， 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一、立即停止武斗， 拆除工事，撤离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 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 〔1〕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7月下旬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决议》的批语稿，批示：“照办。”经毛泽东批准召开的全国煤炭工业战线会议于七月二十二日作出决议，提出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搞好本单位斗批改；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现革命化，要精兵简政；拥军爱民，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掀起煤炭生产建设新高潮。 中央的批语和这个决议于七月二十四日发出。

8月 1日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新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关于革命大联合协议》，批示：“照办。”协议中说，

8月 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几内亚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王新亭在座。谈到中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开始建设了一点东西，革命还没有完，问题很多， 但大局已定，广大人民是要前进的。这两年是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你们可不能搞。我们的经验中有些部分可以供外国参考， 我不赞成把中国的全部经验都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谈到非洲的情况时说：非洲的政变和我们过去的军阀混战差不多，都有帝国主义在背后操纵。应该摆脱一切国家的干涉，不管什么国家。要独立自主。 8月 4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178 1968年8月 《关于转发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十二军党委〈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稿，批示：“照办。” 同日批示同意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八月三日关于温玉成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建议。 8月 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阿沙德•侯赛因和夫人，周恩来、康生、江青、韩念龙在座。双方讨论了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三国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还说：美苏提出全面彻底裁军，你相信吗？什么全面彻底裁军？全面彻底扩军， 准备打仗。你们希望我们进联合国是好意，但联合国作了决议， 说我们是“侵略者”，我们有理由不能进。美国军队在越南不是侵略者，胡志明倒是“侵略者”，美国人可以到越南打仗, 越南北方倒不能帮助越南南方，倒是“侵略”。 同日阅解放军报社临时总编小组本日送审的《八、九、十月份宣传要点》，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送人民日报负责同志一阅。然后退还解放军报总编小组。此件可以试行，随时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修改计划。人民日报也要试作计划。而要有一个像样的计划，就非征求若干基本读者的意见不能成功。” 同日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八月四日《关于进一步宣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两个〈布告〉的安排意见》稿，批示: “（一）完全同意。（二）郑维山应参加领导小组。（三）领导小组要经常开会，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经周恩来修改的这个意见稿说：北京市和首都驻军要学习广西的经验，在宣传毛主席 “七二八”最新指示和中央“七三”、“七二四”两个布告的工作中，既要造声势，造舆论，更要对学生、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8月 8日下午，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等谈话。谈到工人宣传队进学校制止武斗时，毛泽东说： 工人串连这样快，没有料到，可见武斗不得人心。宣传队、

8月 10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广州工人、贫下中农到大学宣传两个布告的情况报告》等材料。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 将广东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工农兵联合行动，劝阻各处武斗的一个月来的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 〔1〕指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 180 1968年8月事组写一个综合报告，提请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并拟一批语，通知全国执行。毛泽东批示：“同意。”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并批注： “在常委四十人名单中漏列周兴，应补上。” 8月 13日阅解放军报社总编室编印的《军报生活》登载的 《部队十个单位代表座谈对办好〈解放军报〉的一些意见》和 《海边防指战员对办好报纸的希望》两份材料。两份材料分别介绍了解放军报社七月二十八日和八月二日举行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批示：“这两个座谈会所提出的意见，有很多都值得注意，应当采纳。他们的意见，无非是说，不应当关门办报，应当面向群众， 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此件请送林副主席一阅。” 第一份座谈会材料讲到，有代表提出希望很快恢复“思想战线” 栏目， 毛泽东批注：“如恢复， 此四字宜重写。”〔1〕这个材料还讲到， “记者到’三支两军’前线去得少”，“到《解放军报》找人很困难”。毛泽东批注：“官僚主义问题。” 同日下午，会见由中央政治局委员贝契和迪尼组成的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周恩来、康生、江青、姚文元在座。 谈到反对修正主义问题时，毛泽东说：你们国家有很多革命运动的经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经验。 修正主义这种东西， 中国也有。没有群众运动，是不可能肃清其影响的。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作为一个派别存在的。修正主义世界并不统一，分裂得非常厉害。欧洲是资本主义发源地，那里的资产阶级总是要用各种办法影响工人，影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在经济落后的中国， 在城市中，资产阶级也是用各种方法影响工人。搞选举也 〔1〕《解放军报》原来开辟的栏目“思想战线”这 4 个字，是毛泽东题写的。

8月 14日阅陈伯达、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稿《金沙水拍云崖——暖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批示：“照发。”这篇社论于八月十五日发表，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话：“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 16日阅上海市革委会八月十四日《关于落实两个布告， 解决四百多个“老大难”单位问题的情况报告》，批示：“这个材料讲得很具体，有说服力，建议转发各地。”上海市的报告汇报了他们在宣传、学习、落实“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 收缴武器，解决“老大难”单位问题实践中的一些体会。八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报告。 8月中旬审阅修改陈伯达、姚文元八月十六日报送的为纪念毛泽东首次检阅红卫兵两周年写的《人民日报》社论稿《坚定地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批示：“照发。略有修改。”将文中“挑动工农斗学生”，改为“挑动群众斗群众”；将大学生 “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难道还不该‘奉劝’ 一下吗？”，改为“轻视工农而又自己以为了不起，这种极端错误的态度，难道还不该彻底改正一下吗？”这篇社论于八月十八日发表。 8月 17日晚上，听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工作。汇报到清华大学两派巳经联合起来时，毛泽东说：清华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不联合不行。清华这个学校，我们一定要占领，搞到底，搞到它斗批改为止。汇报到许多院校长期联合不起来时，毛泽东说：总会有团结的时候，事情总是有始有终。可

8月 19日下午，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谈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搞斗批改的情况时，毛泽东说：从前我说过，斗批改要靠教职员、工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现在还是不改变这个提法。要依靠教职员、学生、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但光依靠他们还不行。有的学校就是不搞斗批改，专打内战，所以要派解放军和工人进去。清华两派联合起来了，主要是工人、 解放军去一冲。上海有一百二十万工人，把大中小学、文艺团体统统都管起来。进去的工人、解放军一直住下去，搞一个工兵学三结合。总而言之，要工人同解放军、学生三结合，从此把大中小学管起来。〔2〕已经两年多了，不斗不批不改，尽搞武斗。打 〔1〕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中坚持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捕人，不开枪，不动气”政策。 〔2〕这段话的一些内容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 1968年 8月 25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2 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 文字如下：“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 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84 1968年8月内战这叫做革命吗？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很注意逍遥派的动向， 逍遥派是多数。他们之所以逍遥，就是他们反对打内战，不愿意搞武斗。谈到八月五日把外国友人送的芒果转送给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引起全国震动一事时，毛泽东说：你们要看看恩格斯的一篇文章《偶然性与必然性》，这篇文章强调了偶然性。有很多事都是偶然的。谈到工厂的运动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 工厂到现在差不多了，也有少数工厂没有搞好。今后工厂要搞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三项任务。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 九月或十月要开中央工作会议或中央全会，全会到半数以上就可以， 各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参加会。会议的主题，一是大批判；二是清理阶级队伍；三是整党；四是减薪，科室人员下放。〔1〕厂长、 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现在相差太远，要减下来。 8月 20日审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祝贺福建省革委会成立的社论稿《团结对敌》。将标题改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将文中的工宣队“有步骤地进入学校”，改为“有步骤地进入学校及其他一切还没有搞好斗、批、改的单位”；在文中 “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清理阶级队伍，促进教育革命”之后， 加写“认真搞好斗、批、改”。这篇社论于八月二十一日发表。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 2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苏联武 〔1〕这段话由姚文元整理、经毛泽东审定，发表在 1968年 8月 25日出版的 《红旗》 杂志第 2 期登载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中，文字如下：“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 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8月 22日、23日、24日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的文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二十二日，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1〕，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 用。 ” 毛泽东当天审阅时，将文章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并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 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对三次送审稿，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有：（一）在文章第一段讲到当前斗批改的高潮处，于 “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二）在第二段，将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是一个中 〔1〕见本卷第 183 页注〔2〕、第 184 页注〔1〕。 186 1968年8月心环节，“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三）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 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 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四）对第四段，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删去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 “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 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一段讲旧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之后， 加写一句：“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五）改写第五段 (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 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

8月 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 8月 25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稿，批示：“照发。”周恩来、 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的送审报告中说：“前遵主席指示，由姚文元同志起草了这个通知，并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作了一些修改。”毛泽东审阅时，在工人宣传队“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之后，加写“或更少一点，不会妨碍生产”。并批示：“照发。”这个通知于本日发出。此后， 全国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 同日阅新华社八月二十四日编印的《文化革命动向》第一三八三期刊载的一个材料《北京二七机车厂形成两套领导班子的原因》，批示：“康生、文元同志：二七工厂材料，请你们研究一下。加上北京别的工厂的材料一起，看是否可以写成一个整党文件，以便督促各地执行。”材料说：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现有两个厂革委会，两套领导班子。一套受原来的“红造团”成员拥护，另一套受由大多数党、团员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拥护。 由于两派分歧加深，现在两个革委会都处于瘫痪状态。据 “红造团”反映，二七机车厂在整党过程中，没有充分吸收群众意见和发展造反派群众入党，就恢复了党组织。恢复后的党支部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干部是文化大革命前原班人马。“无产阶级革命派” 则认为，二七机车厂的整党建党没有犯方向路线性错误，缺点是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就选举了支部委员会。对此，毛泽东写批语： “不吸引造反派优秀分子参加党组织，支部成员原班人马太多， 看来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材料说：二七机车厂军管会认为，“各车间的革委会中党员太少，起不到核心作用，所以只能让党支部

8月 26日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日建议对部分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九月二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通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示。 8月 27日周恩来在章士钊反映原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在南京受批斗的来信上批示：“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 8月 28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8月 31日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上海工人技术人员在斗争中成长》，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 并请总理提向碰头会上一议，加以修改。建议在《红旗》第三期上发表。”同时为《红旗》杂志起草编者按语：“此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八月二十九日送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的调查报告， 现在本刊发表。我们请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的革命委员会予以注意，对你们那里的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给以调查，陆续送给中央，我们将择要予以发表。从根本上说来，走从工、 农、兵及其后代中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及其他意识形态工作人员 (教授、 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的路，是已经确定的了。同时，对过去和现在的大专院校毕业生和在学学生，党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有责任，热情地、严肃地帮助他们中间一些至今还不懂得或还未下决心同工 190 1968年8月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逐步地改变过来。对于已经结合或者愿意结合的人们要加以鼓励， 这方面的动人事迹及其变化过程也要加以调查和择要发表。 顽固的走资派或其他被广大群众认为不好的人， 只是我国人口中的一小撮。 对于这种人， 也要从教育人手， 以期使他们虽顽固而能转化，虽不好而能变好。总之是要给出路。 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这些是我党长期以来一贯的传统政策，应向一切人讲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次伟大的教育运动。” 又批示：“拟发表的材料一篇及按语，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阅，退姚文元同志办。”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后来没有在《红旗》杂志发表。 8月审阅姚文元八月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稿，批示：“此文可用。但从十三页起的两节中读起来较沉懵，空话太多，新意太少，宜加删改。 并宜接触当前政治斗争。”毛泽东删去稿中以下一段话：“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于整个世界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作用。通过各种新闻手段向全世界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传播毛主席的伟大声音，这是我们对战斗的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最大支援。”这篇文章退回修改后，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和九月一日《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9月 1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稿，批示：“照办。” 毛泽东审阅时，将附件《中共新疆军区委员会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中“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句话删去。

9月 3日阅上海市革委会报送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仍有用，可发表。我写的这个按语，是否妥当，请提到碰头会一议。”毛泽东为《红旗》杂志写的编者按语是：“这是上海市的又一个调查报告，现发表，供参考。全国各大、中、小工业城市所属各工厂的工程技术干部情况如何，各理工科高等、 中等学校教育革命的情况如何，希望各地革命委员会组织一些人做些典型的调查，报告中央，本刊将择要予以发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这篇编者按语和上海市的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 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九月五日《人民日报》提前转载。 9月 4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八月二十八日整理的一份信访摘报。摘报说：最近云南个旧、河北保定等地的群众组织来信反映，他们在“八一”前邀请当地驻军开拥军谈心会、座谈会。会上群众组织的代表称赞了部队的功绩，主动检查了对待部 192 1968年9月队的一些错误态度。部队同志则主动检查了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的缺点和一些对待群众的错误态度，诚恳地向群众赔礼道歉。 通过拥军活动，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加强了军民团结。毛泽东批示：“建议将此件通报全军，普遍开谈心会。” 十月四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信访摘报印发全军。 同日阅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报告说：北京市五十九所大专院校已于八月二十九日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召集这些学校的宣传队负责人开会，着重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二、 对学校的领导，要相信他们的大多数；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革中的功与过；要帮助学生解决思想问题，办好学习班。三、在做好群众思想工作基础上，按班系、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 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进行审查；对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毛泽东批示： “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九月六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个报告。 9月 5日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日报送的北京市革委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批示：“照办。”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批转了这个规定。 9月 6日阅《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社论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批示：“照发。”社论说：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标志

9月 7日同意周恩来本日关于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区革委会全部成立的十万人大会的请示报告。当天下午，庆祝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 9月 9日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关于提前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七卷的建议信。信中提出，《毛选》第七卷文稿拟从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起到十二中全会止，并建议请康生、 江青、姚文元三人主编这一卷，争取九大以前出版。毛泽东批示： “待商。” 9月 10日审阅修改姚文元本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稿，批示：“照发。” 将标题改为《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将文中 “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革命道路”，改为“走从工农兵中培养技术人员及其他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将“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 农民中选拔学生”，改为“从有生产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学生”。这篇文章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9月上旬审阅修改姚文元八月三十一日报送的《人民日报》 批判组调查报告《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体会》。姚文元在送审报告中写道: “这个调查报告我觉得不错，有一些很好的经验，特别在贫下中农掌权和教育体制革命两个方面。 可否登下一期《红旗》，并加按语。” 毛泽东批示：“照办。”将副标题改为“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在文中“他们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 194 1968年9月是学校的革命师生和贫下中农结合，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开展一场教育革命的群众运动”之后，加写“实行由贫下中农为主，结合学校师生管理学校”。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和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署名为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 同旬审阅修改姚文元九月三日报送的上海市的调查报告 《从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批示： “照发。”将标题改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调查报告说：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院有一名从城市里来的医专毕业生，把训练“赤脚医生”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编写简易农村医疗卫生教材， 介绍一些优秀的农村通俗医务书籍， 组织“赤脚医生”进行“兵教兵”活动，着重培养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实践中迅速入门。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 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调查报告说：另一位医专毕业生，“能力很差，连脑膜炎、胸膜炎也诊断不出。一次为一个死胎早产病人接生，临床时，死背在学校里记熟了的书本知识， 急得手足无措”。在这段文字后，毛泽东加写一句话：“对这些人应当进行教育，使他们逐步获得改造。 ”调查报告说：“这个鲜明的对比， 暴露了旧医学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践的弊病，显示出赤脚医生这支新型医疗卫生队伍发展的巨大生命力。” 毛泽东在其中的“旧医学教育制度”之后，加写“（整个教育制度）”六个字。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九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三期。

9月 11日审阅中央广播事业局军管小组九月七日报送的关于宣传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给日本工人朋友们题词的请示报告。在附送的一个广播稿中，毛泽东将“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改为“毛泽东”。十七日，审阅《人民日报》总编室送审的为配合发表毛泽东题词写的社论稿 《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 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 删去社论稿中以下文字：“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桿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在日本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此外，将三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两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九六二年的题词：“只要认真做到：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各位朋友之命，书赠日本工人朋友们。”同时，发表经毛泽东修改的这篇社论。 9月 12日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十一日提议召开一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大会的请示报告。 报告说：开这个会，向他们打招呼，说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 196 1968年9月革命的经历，主要是说一下学校中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经历，红卫兵小将所起过的主流作用，他们有过些什么错误、缺点。报告还附注：北京现有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共三万七千九百二十三人， 拟在四个人中抽一人参加这次会议。毛泽东批示：“太多。十人中选一人似较好。” 9月 17日和林彪、周恩来复电霍查〔1〕、谢胡，答谢他们祝贺中国二十九个省、市、区成立革委会的来电。复电说：前几天，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庄严地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的决定和法令。我们坚决支持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和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退出华沙条约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东欧各国人民反对苏修控制的华沙条约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西欧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控制的北大西洋公约以及其他侵略性条约组织的正义斗争，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受美帝、苏修侵略、控制、奴役和威胁的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同日下午，和林彪听取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部队工作。汇报到“三支两军”工作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部队比较好，总的方面都是好的。对两派要联合，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军队还是两派都支持比较灵，支一派的总是搞不好。支一派压一派，总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总政要组织一个可靠的领导班子，加上军管，派工人宣传队不适宜。汇报到评比四好连队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没有打仗，只好按平时的情况来评比。打仗时部队究竟过不过硬，还要将来看，但从平时的作风也可以看出一些。打仗时不仅是连队的问题，还有上面的问题。下面靠勇敢，上面还有指挥问题。我们军队阶级基础好， 都是劳动人民。 国民党的兵也是劳动人民，我们俘虏过来，经过教育后打仗也打 〔1〕霍查，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

9月 26日阅外交部《关于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访华接待计划的请示》及附件《欢迎（送）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的标语口号》，删去接待计划中通过安排参观访问“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 一句，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删去附件中三条标语口号：“17.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18.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19.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日晚上，接见在北京参加集训和培训的军队干部，随后同吴法宪、叶群、路扬〔1〕谈话。谈到参加集训的有些是犯了错误的干部时说：犯了错误不要完全责怪他们。我们不主张不教而诛，因为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教育改造嘛！要用教育的方法，解放一大批干部。毛泽东问：陈再道来了没有？斗争陈再道的那种方法，我们也不赞成。得知陈再道还在被隔离时，毛泽东说：隔离他干什么？批评、斗争，不搞“喷气式”就行了。还是让他参加，教育教育嘛。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呢？ 以后还是请他们来。 9月 29日阅上海市革委会九月二十七日关于工宣队进入中小学的情况报告，批示：“此件很有用，似可转发各地参考。请送林、周及文革各同志酌定。”报告说：九月五日至十二日，我们组织了三万一千余名产业工人，进入全市中小学。九月十六日开学后，各校都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工宣队的领导和帮助下，原来大联合不巩固的学校、班级，有些也联合起来了。对一些复课闹革命搞得比较好的学校，工宣队则注意针对存在的问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还做了大量的整顿校风、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工作。十月七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这 〔1〕路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 200 1968年9月个报告。 同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九月二十八日送审的林彪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 “在第二页末段去掉一句。 ”讲话稿说： 工宣队“开进大、 中、 小学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 批、 改的政治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毛泽东删去末尾一句“这是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批注：“这一句不要。” 同日复信周世钊〔1〕： “拙作诗词，无甚意义，不必置理。我不同意为个人作纪念，请告附小。对联更拙劣，不可用， 就此奉复，顺祝健康。”周世钊在来信中说：读了有关主席诗词的一些注释本后，感觉参差不齐，不知应作如何处理，哪些注释本较好。主席在湖南一师附小任教时， 曾在大礼堂手书一副对联，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有人建议再书写刻上。 9月 30日阅《人民日报》九月二十九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六二八期登载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一文。文中说：今年五月七日，是毛主席 “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 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农场，定名“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 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了一条新路。毛泽东批示：“姚文元同志：此件似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 〔1〕周世钊，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原任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

9月底审阅两报一刊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写的社论稿《在胜利的大道上奋勇前进》。社论稿中说：工人阶级派出宣传队，直接进入学校，进入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领导那里的斗、批、改，“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 毛泽东删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发展”， 批示“照发”。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十四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 9月对外交部军代表和造反派说：耿飚、黄镇，你们要赶快解放出来，派出去。

10月 1日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九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先后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巴卢库、巴基斯坦总统顾问赛义德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主要成员。同巴卢库谈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巴卢库和卡博来访时，毛泽东说: 那时还很乱，工人阶级刚刚起来。现在工人阶级在各主要城市已经统治一切了。在农村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已经占统治地位。以前，直到今年上半年，学生是运动的先锋，现在落后了。 同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焰火晚会，接见来北京参加国庆典礼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以及其他方面的代表，会见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中央第一书记、 第二书记。 10月 5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 202 1968年10月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黄永胜在座。谈到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时，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来都不能说这个话。 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者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这一次党、 政、军、 民来了一个比较大的清理，自己清理，自己暴露。大概还有半年到一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整党，这样可以保持一个时候的安宁， 十年到二十年。不能说这一次搞得那么干净了，也不能讲搞得统统很正确，没有搞错。从我们所知道的，不少人还是要平反的。 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 也搞武斗， 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所以这需要领导，叫他们不要这么做，这种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谈到派性和武斗情况时，毛泽东说：去年七、八、九三个月打得很厉害，有武斗。 我们提出 “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 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 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不是讲文化大革命吗，怎么变成武化大革命了呢？这是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的背后有各种因素，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因素，也有敌我矛盾的因素。思想工作是重要的，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工作。包括对一部分犯了错误的同志，要做思想工作。这需要时间。不能把这些人都丢在那里不要。这一部分人，不是刚才讲的国民党残渣余孽，这是属于共产党人犯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围。有两种矛盾，第一是敌我矛盾，第二是人民内部矛盾。

10月 9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下午报送的《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删去肖力、 毛远新的名字，批示：“肖力、毛远新二人不宜参加。” 同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 商量补选十名中共中央委员等问题。 10月 10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本日报送的徐海学习班情况材料。材料中说：十月九日上午，向徐海学习班全体人员传达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徐海问题的一些意见后，军队和两派到会的群众代表反应良好，下午分别进行了讨论，有的打电话回去要求上交武器。徐州市武斗已经停止了。毛泽东批示：“讲明政策，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10月 11日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关于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人员名单等问题的报告及所附林彪对这个报告的批示。 报告说：“毛远新同志不参加，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改由杨春甫〔1〕 同志参加。”林彪十一月十日批示：“肖力、毛远新同志近两年来在工作中取得很多成绩，我原拟同意他们参加此会。鉴于主席的批示和昨晚会上主席的意见，应按主席指示执行。考虑到肖力同志是中央文革办事组组长，且她对解放军报工作有不少贡献， 建议她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会议，这对她是锻炼。”毛泽东批 〔1〕杨春甫，当时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204 1968年10月示：“肖力不宜为工作人员。” 10月 12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会议商议毛泽东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等问题。毛泽东说：有个问题可以讲讲，十一中全会是正确的，还是基本正确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你们说没有问题，我看是有问题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文化大革命该搞不该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这包括中央领导、 各地的领导、红卫兵、“三支两军”。一小撮该不该垮？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老干部整得多了。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叛变和自首要加以区别，有的是敌人在政治上强加的。牺盟会不能说都是坏人。这次会议，把政治问题解决一下，使他们回去好工作。多中心论要讨论一下。一个学校是两派，两个中心，有的工厂也是一样。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还是资产阶级的军队，这次是大考试。我是不赞成形式上的考试，要实质上的考试。民主党派问题要谈一下。 这次首先是共产党受到冲击，民主党派也受到冲击。 这是大的群众运动。我们历来靠群众，为什么怕群众。国际问题要谈一下。国际形势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紧张不紧张？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紧张好些。矛盾没有解决，修正主义可多了，我们要划清界限。我们主要靠马列主义。 10月 13日一 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毛泽东主持会议。 10月 13日下午，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会议。 周恩来介绍出席全会人员的情况，并宣布全会议事日程: (一）九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 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 毛泽东发表讲话。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 毛泽东说：国内问题，就是要总结一下上一次全会到现在

10月 14日阅姚文元本日送审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姚文元的送审报告说：第十页上，我增加了一段您的最新指示，这是对当前运动有深刻指导意义的。社论稿增加的“最新指示”是：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毛泽东批示： “可以发了。目录中有改变。”在送审的《红旗》杂志第四期目录上，这篇社论排在第四篇，毛泽东改为第一篇。这篇社论发表在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四期，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转载。 10月 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做他们的工作。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 部长们十多位。 余秋里抓走后， 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主席再三交代。 10月 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开会。 10月 21日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中共九大的代表名额等问题。 10月 23日审阅同意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前天主席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于昨（二十二日）夜将天津市原定四十名代表名额减为三十名，多出十名代表名额加在中央直属数字中，以便全国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党员代表均由中央直属名额中出，而地方则注意中小知识分子，如赤脚医生、民办小学教员、红卫兵中党员代表。

10月 26日审阅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江青本日报送的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十月二十五日稿），批示： “有一些修改，待议。”毛泽东对决定稿的修改主要是：将文中的 “毛主席” 一律改为“毛泽东同志”，“毛主席的指示”改为“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删去“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修正主义建党路线” 一句中邓小平的名字；删去对草案的意见“分两次报告中央、中央文革” 一句中的“中央文革”。对章程（草案） 的修改主要是： 删去“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 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一句中“是毛泽东同志缔造和培育的党”；删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一句；删去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句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在“党的基层组织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中的“毛泽东思想”前加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10月 28日、30日两次审阅《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稿。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十月二十八日送审稿上批示：“印发全会各同志讨论。”删去稿中一句话：“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大普及，是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在十月三十日送审稿上批示：“有一点修改。”主要是删去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进一步证明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崭新阶段” 一句，并批示：“此句此地不用为宜。”另外还删去了毛泽东思想 “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唯一指导思想”中的 “唯一”二字。 10月 31日下午四时，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林彪、周恩来等开会，商议如何传达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等事项。 210 1968年10月同日下午五时十五分，主持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召开中共九大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到“二月逆流”事件和老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 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不同意见，要说嘛。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没有什么秘密嘛。 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 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2〕对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谓保者，就是帮助他们嘛。看， 就是看他们以后的情况，改不改嘛。我的意见，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强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赞成。至于有一些老同志， 〔1〕1980年 2月 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决议指出：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是错误的。过去对于刘少奇同志的污蔑、诬陷、伪造的材料以及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完全推倒。为此， 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撤销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同志的罪名和对他的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2〕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期，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在分组会上对参加会议的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进行围攻。林彪在全会的讲话中称“二月逆流”是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全会结束后，康生提出要编“二月逆流”的材料，供九大使用，得到江青支持，并已经收集了资料。毛泽东不同意编，这件事最后作罢。

11月 2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公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同日审阅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本日报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 （草案）〉的决定 (一九六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通过）》 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 ( 十一月一日稿）。将党章草案第一章《总纲》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只能靠不断革命来解决”，改为“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并批示： “在第四页上作了一点修改，因为托洛茨基和瞿秋白也谈不断革命 〔1〕。”十一月三日，这个决定和党章草案印发全党。 〔1〕托洛茨基，原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905年提出“不断革命论”，主张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 11月，他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错误观点，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 214 1968年11月 11月 4日晚上，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毛泽东谈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过程时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1〕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说：这次大搞群众运动，搞得比较彻底。但是伤了一些人，倒了一批。 谈到传达十二中全会问题时说：传达的问题，主要是二月逆流的问题。对二月逆流的那些人要一批二保三看。 11月 5日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接受巴基斯坦新任驻中国大使递交国书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过去惯例是由其总统签署致我国国家主席的，现我国国家主席已缺，拟告其致我国国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节，亦由董必武副主席签署。以后仿此（在国家体制未改变前）。毛泽东批示：“同意。” 11月 10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总统叶海亚•汗率领的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友好代表团，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吴法宪等在座。谈到中英、中美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过去主要受英国统治，有几个帝国主义，主要的是英帝国主义。现在英国人在这里只有代办处，已经十八年了。它总是想与我们搞交易，想设个大使馆，但它在联合国支持美国，那不行。现在美国的尼克松〔2〕想把我们拉进联合国， 说要把中国人带进什么国际大家庭， 否则我们无法无天。对美国这种态度，我们不欣赏。我们不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的规矩约束。但是我们遵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规矩。谈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说: 〔1〕1968年 11月 24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 5 期和 11月 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登载的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发表了毛泽东这段谈话。 〔2〕尼克松，1968年 11月当选美国总统。

11月 14日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转报的一份情况简报，批示：“军队领导不袒护部队所作坏事，替受害人民伸冤，这种态度，是国家兴旺的表现。”简报反映解放军某部五连收缴地方造反派武器，遭遇抵抗，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严重政治事件，和部队领导机关认真查证、处理的情况。 同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召集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讨论越南形势。周恩来介绍与范文同等会谈的情况及越南目前的形势后，毛泽东说：打是要打，和也要和。总而言之，打也难打，和也难和。美军要走在几种情况下有可能：一是美国国内发生问题，二是美国要控制地中海，三是欧洲发生问题。在这三个条件下，南越比较次要起来。美国的兵力集中在本国和欧洲、亚洲，这样就没有中心。尼克松讲摊子摆得太散了。 还是我历来讲的，打仗哪有这个打法？美国现在到处都叫喊有困难，美国国务院有一个调查小组讨论，有二十一个缺点和困难。 尼克松想解脱一下困难。美越不久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要设想一下。越南再打几年这个话，我们不好讲，打也打出了规律，谈也摸出了规律。至于报上发不发评论，还要看一看。最后，毛泽东提议谢富治、温玉成参加中央军委办事组。 11月 15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十一月十四日编印的《要信摘报》第四〇八号，批示：“送黄永胜同志酌办。” 摘报反映：武汉市参事室研究员慕中岳（原国民党军少将，起义于川西）致毛主席一信， 说他“从一九五七年起研究中国历代战史， 到一九六六年八月止，把东周晋楚城濮战役，到北宋对西夏

11月 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范文同一行， 谈越南同美国的谈判问题。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 黄永胜、温玉成等在座。毛泽东说：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仗打，所以你们想同美国谈判，要把它谈走也困难。美国也想同你们谈判，因为它的处境相当困难。它要顾及三个地区的问题，一个是美洲—— 美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亚洲。但是它把重兵放在亚洲搞这么几年，已经不平衡了，在欧洲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在这方面就不满意。同时美国在历史上历来是让别国先打，打到半路它再参加。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先打朝鲜战争，然后打越南战争，他一国当头，别的国家很少参加。不管它叫什么特种战争，还是局部战争，对美国来说都是全力以赴的。现在它对别国顾不上，例如它在欧洲的军队就哇哇叫，说人少了，有经验的战士和指挥员给抽走了，好的装备也抽走了。不论是它在日本、朝鲜还是在亚洲其他地方的军队，还不是照样抽吗？它自己国家不是说有两亿人口吗？但它经不起打，只出几十万兵，兵力有限。你们打了十几年之后，就不要单看自己的困难了，要看到敌人的困难。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曾经有三个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你们，日本、法国、美国，但是你们的国家照样存在，而且发展。 帝国主义当然要打。它打的目的，一是为了灭火，你们那个地方起火，它要灭火；二是为了军火资本。为了灭火，就要制造灭火 218 1968年11月机械，就可以赚钱。美国每年在你们那里要消耗三百亿美元以上。 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你们那里，火灭不下去，反而烧得更大了。他们资本家分成派别，这个集团得利多，那个集团得利少，分赃不均，内部就要闹乱子。 这些矛盾都可以利用。 赚钱较少的垄断资本家不愿意坚持打下去。 从两派的竞选演说中可以看出这个问题来。特别是，美国有个记者叫李普曼，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要提防再掉进一个陷阱。 他说在越南已经掉进一个陷阱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想办法爬出这个陷阱。他还怕掉进别的陷阱里去。 所以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的。 我看美国人过去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现在美国又是过去的做法，把兵力过于分散了。这不只是我们这样说， 就是尼克松也这样说。我赞成你们又打又谈的方针。我们有那么一些同志， 就是怕你们上美国人的当。我看不会。这个谈判不是同打仗一样吗？像在打仗中间取得经验得出规律嘛！ 11月 28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在座。谈到国际形势时，毛泽东对希尔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帝围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 过一会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不晓得这些看法对不对。其实在第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 要打仗 ， 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可以打。第二中间地带那些国家，英国、 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恐怕不愿意打。这个美国，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它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

11月 30日审阅《人民日报》为发表《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和《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而写的编者按。姚文元本日的送审报告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报道，前已送阅，批准见报。此稿经过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报道及座谈会情况（摘要）同时见报， 展开讨论，请批示。毛泽东批示：“此件照办。另外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是否可以归工厂办和街道联合起来办的问题，也应提出讨论〔1〕。上海和北京都有些可供发表的材料。吴研因的信似也可发表〔2〕。”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关于合作医疗制度的这两份材料。 11月下旬阅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一月十九日报送的北京军区党委贯彻执行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指示情况的报告。 报告说：我军区部队响应毛主席“要节约闹革命”的号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节约运动，今年共冻结、压缩、削减经费 〔1〕1968年 11月 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次日，《人民日报》即开辟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个专栏从 12月 2日第 7 期起，增加了 “关于城市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内容，涉及可否划归工厂和街道联办的问题。 到 1976年 8月这个讨论专栏停办，共办了 197 期。 〔2〕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1968年 12月 2日发表了教育家吴研因题为《我对“建议”的看法》的来信。信中说：读了 1 1月 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来信，觉得很好，能够大大加速农村小学教育的普及。我认为，大中城市的城区小学，也可以下放给工厂办，好处和大队办学差不多。

12月 1日阅北京市革委会十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 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 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报告说：该厂有一位党委副书记，过去在运动中被当成走资派来批斗，后来经过反复核实，反复研究，认为他只是犯了严重错误， 经过群众的冲击之后，他对自己的错误有较深刻的认识，学习改造过程中表现还好，于是确定可以解放他。在这段话后，毛泽东批注：“像这样的同志，所在多有，都应解放，给予工作。”十二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将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印发各地学习和参考。 12月 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说： 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 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 12月上旬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核试验中使用飞机的计划给国防科委并空军的复电稿，删去末尾的口号“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批注：“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 12月 13日阅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材料后，批示周恩来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的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并签注意见。十四日，周恩来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部、外贸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开会，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 222 1968年12月管理。一九六九年一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农村商业是否由贫下中农管理好》的调查报告，宣传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供销社从一九六八年九月下旬开始由贫下中农进行管理的经验。 此后， 《人民日报》将这个做法当作农村商业进行“斗、批、改” 的方向加以推广。一九六九年一月中旬，毛泽东阅国务院值班室一月十一日关于农村商业和信用社下放问题座谈简报等三份材料。 在周恩来的送阅报告上批示： “要理解情况，就要耐心看材料。” 12月 14日阅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等关于发射“东风三号”地地导弹准备情况的报告，报告请求用两发试验弹进行全射程飞行试验。第一发全射程试验弹即可进行全程飞行试验，第二发试验弹俟第一发飞行试验结果， 再定是否出厂进行飞行试验。 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十二月十二日的送审报告认为，在各项准备工作全部落实和气象条件良好情况下即可发射。周恩来十四日在报告上批注，应该批准他们进行这次全程飞行试验第一发东风三号试验弹。毛泽东批示：“照办。” 12月 19日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贺电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美帝国主义不甘心于它在越南的失败，正在大肆玩弄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反革命两手，进行垂死的挣扎。七亿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 12月 21日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稿。姚文元十二月十七日的送审报告说： 根据前天会议上您的指示，以及会后碰头会上的议论，我草

12月 22日前阅《甘肃日报》关于会宁县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和《人民日报》为转载这篇报道加写的编者按。 姚文元十二月十九日的送审报告说：这个材料，原载十二月十日 《甘肃日报》，觉得不错，经过核实，加了一个按语，整理引用了您的一段最新指示，是否可用，请审阅批示！ 毛泽东批示：“可发。” 编者按中引用的毛泽东最新指示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编者按说：“甘肃省会宁 224 1968年12月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 “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甘肃日报》 的报道中原有一段话讲到：“脱离生产劳动的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 参加农业生产”，“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 毛泽东删去了 “是逐步消灭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人民日报》

12月 27日阅周恩来十二月二十六日报送的关于撤销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内务办三单位，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请示报告上批写：“这是国家机关内务口第一个精简裁并机构、下放大批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计划报告，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办。” 同日我国在本国西部地区成功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 12月 29日就许世友要求来京报告浙江乱批、乱斗、乱点名严重情况一事，指示周恩来起草复电，同意许来京汇报。 同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双线、双层铁路和公路两用桥。 本年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解放万里〔1〕。毛泽东说：就是搞大会堂、十大建筑的那个人吧？这个人应该出来工作。 〔1〕 万里，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 北京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 中受迫害。

1968年 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 12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4年 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 9月在北京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1976年 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 年。 〔2〕李再含，1967年 2月、5月、12月又先后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 5月被撤职。

1968年 8月又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 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1年 4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1973年 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

1968年 5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 2月任军委常委）。1970年 3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 1971年 1月）^ 1971年 1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 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 2月又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 〔2〕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在 1959年 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

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黄先，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江西省副省长。1968年 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陈昌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1968年 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69年 8月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 11月任司令员）。

1968年 9月又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 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 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1年 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邱会作为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 16 年，剥夺政治权利 5 年。

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听到新疆两派达成了制止武斗的协议，下一步准备搞革命大联合协议时说：“好！好!” 同日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福建省各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大力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的协议》，批示： “照办。 ”

1968年10月 205 两年多的工作。无非是有两种看法：一种，说还不错，十一中全会这个决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也有人说，不见得。那个时候我们就讲过，十一中全会通过决议的时候，我就打过招呼的，特别是后来十月的工作会议。 不要以为通过了决议，以为大家都同意了， 实际上呢，举手是一件事，真正同意又是一件事。招呼是打了， 但是后头证明有许多同志没有过关，以致不能到今天这样的会。 究竟这个文化大革命要搞还是不要搞？搞的中间，是成绩太少了、 问题太多了，还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也有？我的意见，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而不在地方，也不在军队。 过去我们搞南征北战、解放战争，那种战争好打，容易打，敌人清楚，就是那么几个，秋风落叶那么一扫， 三年半就差不多了。 这回这个文化大革命比那个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搞不清楚。所以，有些问题拖长了。 也只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个省一个省解决。主要的我看是思想问题，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中间隐藏了有一些敌我关系，那是少数。我们的工作做得好，问题就好解决。我是提出问题，作为讨论的建议，现在不能做结论。谈到一些老干部受到冲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 比如有那么一位同志〔1〕，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在山东工作的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上的错误，但是要说服山东同志同意他，谅解他。 他们几次要揪回去斗，我们就总是压住，不让揪回去斗。另外一个好同志就是湖北的张体学，他也犯过错误，可是后头一检讨， 群众就很谅解他。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 〔1〕指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 206 1968年10月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萧克〔1〕这个人也是打过仗的，我也是历来赞成他上天安门的，这次国庆也上了，为什么这次会又没有来呢？还有陈漫远〔2〕。李德生你这个同志，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啊。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经验教训时，毛泽东说：有些工作是我们没有做好。比如徐海问题，你完全怪徐州的同志我看不行，要怪南京、济南两个军区我看也不行，主要还是怪我们中央， 就是没有做工作。现在搞起一个学习班，就跟他们谈，一连谈了四次，就开始好转了。我看主要是怪我，我这个人工作不好，没有抓紧做。比如广西吧，那么乱，还不是军队里头有两派？野战军一派，两个地方部队一派。只要把军队问题解决了，群众问题很好解决。军队里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不是有一个 “七三”布告吗？就是为着广西的。开头一个八条、后头一个十条，也没有这么大张旗鼓在群众里头做宣传。你不宣传，群众就不懂得，那你怪谁呀？就是要造舆论。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 也就没有党。训练班这个问题也是学来的，从内蒙古问题开始， 在北京附近办个训练班。那么对立，训练班一办，一个月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同志们一定有很多经验，这次可以谈一谈。还有个多中心的问题。一个学校分成两派，一个工厂也搞两派。现在不是很多工厂都团结起来搞革命委员会吗？现在可以说掌握了局势，在几个月以前没有。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的办法就是哪个地方知识分子最多，把工人宣传队开进去，掺沙子。所有小学、中学、大学以及机关中间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1〕萧克，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 6 军团军团长、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一参谋长、中央军委军训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 〔2〕陈漫远，原任农垦部代理部长。

1968年10月 211 将来还可能工作嘛。我所谓的老同志，就是各地方已经打倒了的，比如谭启龙、江渭清这些人。我想，也许几年之后，大家的气消了，让他们做点工作。比如杨勇、廖汉生这类人，现在还年富力强嘛。邓华〔1〕到四川去工作，历来没有听到人家讲他不好的、说他是捣乱的，因此我们这回请他来。就是说，犯错误的人，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而要允许他改错误，就需要一个时间， 甚至于要多少年。因为群众就是要看，要看你的表现。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从来没有这么搞过。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比如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还是推荐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有各种不同意见， 我看是好事， 只要基本的部分保证能够反映工农兵的意见就好了。 谈到清理阶级队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请大家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不是讲要稳、要准、要狠吗？我看这个“稳”， 可以有右的稳，一稳他就不搞了。“狠”呢，就可以搞得很“左”。 中间还是这个“准” 字。你如果搞得不准，就狠不起来，也就不那么稳了。所以还是要注意调查研究，要重证据，不要重口供， 不要打人， 不要搞“喷气式”。因为这一套搞的结果并不那么好。 我们对于俘虏也不搞这一套。再就是对于一些学者，所谓学术权威，不要做过分了。这个学者，无非是比较好的、中间派、比较右的这么三种。这个世界上，总是左、中、右嘛。统统是左派， 我就不那么赞成。总想找个机会跟同志们讲一讲，要在一次会议上讲清楚这些问题，单是个别地讲，这个不行。报纸上一些社论也不大好写。就是这次讲一讲吧。像吴 〔1〕邓华，1959年 9月因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案受株连被撤职。1960年 5月至

十二月二十二日转载时，这句话改为“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径”。从此，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